中国核心资产研究 China Core Assets

什么是中国的核心资产? What is China’s Core Assets?

 

 

什么是中国的核心资产?

What is China’s Core Assets

或许很久以前已经有了定论,叫做“中房、美股”,中国人喜欢买房,美国人喜欢炒股,同时还有国内特色的“茅房理论”——炒股之前先买房,选股不定买茅台。

 

在很久很久以前,我以为不会太久,但距离2020年也差不多有10年了。我刚回国,那时候深圳已经有许多香港人在内地活跃,当时香港人有一句话叫做“抓紧人民币核心资产”,那是什么?其实就是一线城市——深圳的核心地段的房产。这有两点,1、汇率:当年有人民币单边升值的趋势,买入人民币资产可以享受升值;2、房产:香港人累积了多年炒房的临床经验,他们只是在重复实践他们的地产老路,同时以5-10倍的平均收入进入内地,买房轻轻松松,进行降维打击。从这里可以看出“房价收入比”这个指标有点荒谬,因为房价的核心因素不取决于当地平均收入水平,取决于高收入人群,平均收入水平一般只影响租金。

 

为什么房子能够成为核心资产?首先我们要定义一下核心资产:

一、能够带来财富效应;

二、居民参与率高、认可度高;

三,具备可持续性。

 

这样从现状来看,“中房、美股”完全可以说得通,中国人喜欢买房,美国人喜欢买股。中国居民拥有65.9%的房地产配置比例,而美国为21.7%;中国居民拥有96%的住房拥有率,而美国为63.7%,低收入人群更低。中国居民在房地产参与率极高,在漫长的房产升值过程中财富效应是显而易见的,在本轮中国房价的上升周期中,价格持续上涨、波动小、回撤小,拉长来看几乎任何时候都是“买点”,这些特质与核心资产的三个要素完美匹配。

 

然而国家的发展阶段不同,从现状直接对比,是“不可比”的,这在数据分析上非常常见。如果回顾美国漫长的地产发展史,会发现房子才是居民长期创造财富的利器,只是近年来美国居民资产配置的比例逐步向股权类资产(股票、共同基金等)转移。而且这个过程当中房子也在不断升值,并不是完全的此消彼长。

 

从单一资产配置来看,房地产一直是美国居民配置的首选(除了少数牛市期间,直接股权的比例超过了房地产),呈现周期性波动,这一比例在2007年突破30.55%,随后在次贷危机中回落,2020年占比21.73%。间接股权(即共同基金等金融资产)配置比例稳步上升。

 

 

房地产配置仍然是美国居民首选

 

 

我们将股权、债权合并计算,着重对比房地产、股权、存款、债权的比例。近年来,美国居民经历了次贷危机的惨痛代价后,股权合计比例持续超过了房地产,而在此前,房地产仍然是最大比例的资产配置。股权配置比例的上升,是美国股市长期牛市,摆脱大周期波动的基础之一。

 

经历次贷危机,美国居民的股权资产比例超越房地产

 

从印象上,美国人似乎不炒房,这显然是一种误解,次贷危机之前是非常狂热的。中、美居民都以房子作为资产配置的首选,只是配置比例差异大,一个七成,一个两成。对于大部分人来说,这是一种被动选择,人始终要居住,只有在财富达到一定水平之后,才会拥有第二套住房作为真正的投资品。

 

如果将股票和基金加总之后,美国的股权投资在近几年超过了房地产,奠定了股市长牛的基础。这是次贷危机带来了房产持有的痛苦,这种痛苦,随着债务周期反复波动。

中国一定会朝美国的方向前进吗?经济学家肯定会说,美国金融资产配置比例高,我们也会这样,大家一定要卖房炒股。

 

首先长达70年的历史数据看,美国的房产配置比例是总体保持在稳定的高水平,是配置的首选,只不过配置的比例没有中国居民这么高而已。因此如果可以这么假设,各国居民配置的习惯不发生变化,中国居民的房地产配置也不会出现太大的变化,其配置的下降和转变,需要房价的一次大洗牌(类似美国经历09年次贷危机),人们经历伤痛之后,才会加速配置比例的转变。

 

 

 

货币——房价的本质,一切价格的本质

货币最基本的原理是,价格是交易产生的,交易是使用货币执行的,价格的本质是货币现象。当货币增加时,价格容易上涨,反之亦然,价格的上涨一定是因为货币过多。

 

在房地产领域,货币的反应更加纯粹。房产/土地本身是不动产,是低效资产,你无法将房子从1套变成2套,在长达20-30年的时间线上,房子本身不会发生变化,变化的只有货币政策、周围环境、行政规划。因此房价的本质,是最为纯粹的货币现象。在核心城市,房地产还会出现供给受限(地段、地段!),需求旺盛(人口聚集)等现象,这将吸引货币的涌入,货币喜欢流入他们想流入的地方,房地产的底层逻辑与黄金、比特币、茅台类似!

 

金本位时代有个经典的货币方程——费雪方程式,发表于1911年《货币购买力》一书中。

MMoney,货币

VVelocity,货币流通的速度

PPrice,价格

QQuantity,数量

 

P乘以Q就是价格乘以数量,就是我们所说的GDP、产值、营业收入等等。收入或者GDP由货币与货币流通的速度决定,假如货币是100万,流通2次,就形成了200万的GDP。实际上这个方程没有实际的意义,货币流通的速度是个凭空的概念,由P*Q/M获得。但其实我们非常想知道和预测P,这导致PV都是未知数,这个方程式就失去了意义。

 

费雪方程是金本位时代的产物,在金本位时代并没有货币超发、印钞放水的概念。金本位的货币政策下,每一元的货币需要有相应的黄金支撑。黄金的总量在全球是恒定的,供给受限的,黄金的存量还取决于开采速度,整体来说,黄金存量没有太大的变化,因此金本位的货币体系下,没有超发这种现象。

 

金本位的衍生包括后面的布雷森体系:以美元和黄金为基础的金汇兑本位制,其实质是建立一种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,基本内容包括美元与黄金挂钩、国际货币基金会员国的货币与美元保持固定汇率。

 

可以看出费雪方程式并不适用于货币无限制增长的经济环境,所以他才想出来货币的流通速度这一概念。其实化繁为简,所有交易都可以由货币单一计算,不需要用到所谓的“流通速度”,但这个货币包括了基础货币M,以及信用货币C

MMoney,货币

CCredit,信用

PPrice,价格

QQuantity,数量

 

信用货币其实就是债务。微观上来讲,交易的形成是由本金+债务进行的,也就是M+C,这在买房上体现的比较明显,即房价*数量(通常为1套)=首付+银行贷款。如果宏观上去理解,M是高能的基础货币,由中央银行印制出来,其背书是中央政府的权力。高能货币进入金融体系后,会被杠杆放大,形成信用货币。在消费者/投资者资金不足的时候,可以凭借信用/抵押物来获得贷款,形成负债、债务,派生出信用货币。信用货币派生出来后,形成卖家新的“本金”,继续进入货币体系的循环当中。

 

在这里我们就可以简单的理解房价的变化了。假设全深圳只有100套房,每套100平米,每平米1万元,总价值1亿元,总货币有1亿元,没有其他经济活动。

 

那么货币总量如果超发变成2亿,房产价格将会上升到每平米2万元。如果货币没有变化,但是可以进行贷款,100套房产现在挂牌每平米2万元,总价值2亿,交易时使用货币1亿,贷款1亿,最终货币也会变成2亿。

 

前面第一种情况是央行超发了1亿元。第二种情况是银行用贷款派生了信用货币1亿元。两种情况货币都增加了,房价都上涨了。

 

那么到底是货币超发导致房价上涨(通货膨胀),还是房价上涨导致货币超发呢?这回到了先有蛋,还是先有鸡的情况。从刚才的例子可以看出,货币超发和房价上涨是互为因果,货币超发将引发房价上涨,房价上涨也会助推信用货币的派生,形成了加强的正循环,加速了货币的增长。

 

货币政策在制定之初,可以选择直接增加基础货币,或者放宽金融信用的管制。货币政策开始运行后,投资者的预期发生变化,推动了市场的发展,在这里加强循环就产生了,交易的同时,助推货币的产生。

 

货币的蝴蝶效应也非常明显,他只流入他想流入的供需失衡的地方。就好像,央行说,你们要支持中小企业,你们要支持农业,给你们利率优惠,但最终这些货币,都可能流入到其他地方,例如房地产。

我国央行的货币政策相对克制,央行资产负债表的资产端显示,基础货币超发并不严重,超发一般只会出现在重大事件的应对,例如09年金融危机,和这次2020年的新冠疫情。但是央行有一个隐形超发的行为,就是现行汇率体制下,所有外汇需要强制结汇,这部分人民币是直接印出来的;另外,为了维持人民币汇率稳定,不要升值过快,不停的印人民币去托市,虽然在年末一般会使用工具收回,但不可避免的将大量高能货币投入到市场一段时间,高速循环之后产生了大量的信用货币。

 

从明面结果来看,我国货币产生的主体是银行等金融机构。央行主观上的高能货币并不多,但金融机构在信用扩张上非常的激进,信用扩张能力也非常强,导致了货币超发。

 

可以归纳为:1、为了维持汇率,客观上高能货币泛滥,是隐形不自觉的,加强了金融机构的杠杆能力。

 

2、以间接融资为主的金融体系,主流形式注定是以实物资产为抵押进行信用扩张。在资产上升周期,抵押物增值,借贷可以继续放大,派生出更多的货币。房地产的牛市,反向催生出货币超发。

3、国企、地方政府、政府平台的无限信用背书、隐形担保,金融机构几乎不遗余力的放贷,信用扩张能力极强。如果出现债务问题,最终都是由央行兜底解决,形成债务货币化,这种货币化和直接印制高能货币具备同等效果。

 

从以上货币的机制可以看出,交易由货币完成,货币主要由债务驱动。我国广义货币供应量M2和社会融资存量基本保持一致的上涨步伐。在2017年之后,社会融资存量超过了M2,大概率是由于直接融资比例的上升(2020年直接融资占比已经达到37%),直接融资通常不会派生出信用货币。总体来说,债务与货币是同步的,控制了债务就控制了货币,也就控制了价格,即通胀的控制,债务是监管层调控的目标之一。

 

 

货币与社 会融资

 

我国M22004年至2020年上涨了7.61倍,社融上涨12.95倍。有什么能跑赢如此天量的货币?两个大盘的数据似乎都跑输了货币:新建住宅价格上涨了2.92倍,沪深300上涨4.21倍。唯有土地涨幅8.31倍可以媲美,“面粉” 上升的速度比“面包”快。土地是原料,房子是成品,土地的价格引导房价,新房的价格引导二手,如此传导下去,房价的上升会继续跟随。

 

我们在这里也要注意样本的变化,以及被平均的概念。全国的一个平均房价显然毫无实际意义,样本过于宏大。只要稍微聚焦一些热点城市,就会发现涨幅远超平均水平。

大家应该就可以感受到,需要更核心的东西,才能与货币抗衡,例如核心城市的房产,以及少部分长牛的股票。

 

因地方房价2020年数据的缺失,我们看2004-2019年的涨幅,北京、上海两个超一线城市的涨幅远超平均水平,可以与货币进行抗衡,或者说这就是货币的真实反应。越到后期,一线城市的实际价格的涨幅可能会更大:1、限价政策人为压低新房价格;2、核心区域土地减少,没有新房,新房价格被郊区平均拉低。

我们也注意到股票指数的收益是相当不错的,跑赢了房价的平均水平。也就是说,如果不是购买一二线城市的房产,投资股票的收益远超房产。事实上是这样吗?

 

我们都知道股票的波动大,风险大,如果把这个波动用回撤指标来量化,可以发现股价的回撤幅度远超房价。沪深300最大回撤可以达到70.75%,而住宅价格最大回撤仅18.4%,也就是说买股票最大可能浮亏70个点,而买房顶多不足20个点。在漫长的投资过程中,房价回撤少,就意味着在任何一个时点买入,都不会承担较大的浮亏,上涨是稳定持续的,财富效应显而易见。而股票如果买在了高位,也就意味着长期来看虽然赚钱,但是收益率会非常低,而且中途还要忍受较大的浮亏。

 

同时我国A股的波动率也远大于成熟的股票市场:1、投资者结构不同。我国股票市场以私募、大户、散户为成交主力,没有基本面分析能力和意愿,看图说话,以股票操纵为核心。大部分散户的学历在高中以下,缺乏基本的金融知识,所以股票的价格没有发现能力,而是完全随机和不理性的。

 

好的发展方向是,机构投资者、外资的成交占比不断上升,虽然比例仍然偏低,但是部分蓝筹的定价权已经抢了过来。新散户通过买基金间接进入市场,而基金主要扎堆于蓝筹。美国零利率导致QFII借道港股通涌入蓝筹。

 

2、产业结构的不同。标普500以信息技术、消费、医药生物为核心,是新兴产业驱动的指数。而沪深300是以金融、上游原料、地产、建材为核心,但近年来传统行业比例下降明显,食品饮料、医药生物、电子制造等行业比例上升,大消费行业已经是仅次于金融的指数稳定器。沪深300正在去传统周期,进入“新周期”。(见文章:指数历史新高之后,是否又要暴跌?)

2004年以前房价波动很大,绝对价格的周期性明显,在深圳炒房割肉的行为,如同炒股一样属于正常现象。2004年以后,情况发生了变化,大陆开始引入香港的招拍挂模式,银行信用开始放宽,土地价高者得,推动土地价格上涨,也逐步形成了土地财政——政府收入主要依靠卖地及地产相关税收,经济增长主要依靠地产直接拉动(房地产投资、房屋销售),或间接带动(上游资源、下游消费)。

 

房价要记住“6,3,1”的概念,即6成是地价和税费,3成是开发商毛利,1成是建安成本。我们的房子只有10%的价格是真正用于建造,可想而知这个利益有多大,链条有多长,土地财政的依赖有多高。房价在政府的精心呵护下,整个中国进入了地产的黄金二十年。

 

 

居民杠杆

如果房价是由债务驱动的,那么观察居民房贷负债的情况,就可以掌握房价的现状和推测房价的走势。

 

1944-1974布雷森体系下,银行没有信用扩张的自主能力,彻底脱离金本位后,居民贷款余额才加速上升,房贷余额的斜率变得陡峭。2007年美国居民房贷余额拐头(10624.98),次贷危机发生;2020年因疫情全面放水,房贷再次创新高(10935.37)。

美国全国的房价指数与房贷几乎同步,但更早的创出新高。房价于2006-2007年见顶 180);2008-2009发生次贷危机,最大回撤27.42%134点。房价底部在2012-2013年形成,2017年再创新高,2007-2017是美国房价“失去的10年”。

美国房贷利率曾经高达18%,可见金本位之下对美元(即黄金)的需求有多疯狂。布雷森体系破裂之后,利率一路下行至现在3%左右。政府开始习惯于放水这种货币环境。

2000-2003年一路降息至5.24%2006-2007年为防止过热,主动加息,直至上升至6.7%左右,刺破次贷泡沫。随后2008年开始又大幅降息放水救市。

2007-2008年由于加息,次贷暴雷,房价下跌,导致了后续的货币紧缩,这里也形成了加强的“负”循环,货币收缩与资产下跌互为影响。2010年利率降达到当时的历史低位,货币增速开始反弹。直至2013年美国房价才开始筑底。

 

由于疫情到来,美联储无节制放水,2020M2货币增速大幅上涨,引爆了美国房价加速上涨。同时美元在全球流窜,其他国家在货币政策也采取宽松,进而影响了全球房价。

2020年美国的房价基础相当坚实,完全是由于美联储大幅放水导致,银行机构反而相对谨慎,居民杠杆水平处于历史低位。

 

这与次贷危机时的房产大牛市不同。2000-2007年主要依靠居民加杠杆买房,杠杆率不断上升,推升房价不断上升,货币派生的主体是银行等金融机构。这种情况与我国当下非常类似。

 

美国居民负债杠杆率在2007年达到顶峰136.04%,而居民杠杆主要是房贷;房贷杠杆率最高点达到99.67%,与房价的高点重叠一致。杠杆率始终有个尽头,在达到一定高位时,只需要一点风吹草动,就会引发剧震,这也是为什么从美联储加息的幅度来看,并不是很猛烈,但完全刺破了次贷危机。

杠杆率的选择有很多种,主流经济学家使用的是“贷款/GDP”这一指标,但是中美两个的GDP存在结构性差异。我们知道GDP= C + I + G + 净出口,中国C的比例占比过低。如果使用两个的GDP来对比,会发现中国的杠杆率还处于较低水平,但实际并非如此。我们采用美联储常用的杠杆率指标,使用居民可支配收入——DPI作为分母,将更加合理。

 

我们没有高频的房贷数据,采用住户中长期消费贷款(90%为房贷)替代。对比中美居民杠杆率可以发现,在2014-15, 2017-18这些房价暴涨的前夕,中国居民放杠杆的空间是巨大的,杠杆率较低,房价上涨是非常容易的。我们预计2021年杠杆率将攀升至96.85%,接近美国居民杠杆率的最高点。

 

而房贷在住户中长期消费贷占比约90%,因此我国居民房贷杠杆率离美国居民的最高点100%还有距离,当“中国住户中长期消费贷款/DPI”这个指标达到110%左右的时候,就等同于美国居民房贷杠杆率的最高点。

 

我预计中国房贷杠杆率的高点出现在2023年前后。

 

 

 

 

 

 

 

 

 

什么是中国的核心资产?相信各位已经有了答案。房地产、股票都是配置的方向,只是普通人没有投资的基础技能,无法在波动剧烈的股票市场获得财富效应,而房地产不同,他的回撤小,每个时点去买都不会出现较大的浮亏,适合普罗大众的配置需求。

 

房价是由货币决定的,货币是由债务驱动的,当杠杆率上升到一定高度,如果出现风吹草动,则可能引发地产的阵痛。目前我们离美国的历史高点还有2-3年的时间,是否能够突破美国的高度,取决于政策的强弱。如果房地产真的迎来阵痛,中国居民或许会将地产的资产配置比例降低一些,股票配置比例升高一些,但地产依然大概率会排在首选的位置。

 

从漫长的美国房价的走势分析,即使地产经历金融危机,在全球持续放水的大环境下,依然可以度过低迷期,重回巅峰,只要杠杆率保持良好的水平,价格就可以说是只涨不跌。当然房价除了货币的根本因素,还需要其他综合因素来考量,也就是货币只会流向供需失衡、需求大于供给的地方,就好像在一个三、四线城市,如果连需求都没有,货币自然不会得到响应,也不会派生,房价就无法上扬。

 

危机有时可以预见,又无法预见,泡沫往往是超预期的,每次历史的巅峰也是由人类亲手完成。